9 February 2018
今天去參加大家出版在2018年第26屆台北國際書展辦的「今日閱讀伊能嘉矩新視角─讀《臺灣文化志》」，由吳密察（國史館館長 ）與 陳偉智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）座談。
去年（2017）是伊能嘉矩（1867-1925）150年冥誕，而就《臺灣文化志》（東京：刀江書院，昭和3年[1928]）而言，今年是出版120周年。如果再從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，創立「土俗人種學講座」的移川子之藏（1884-1947）遠赴伊能的故鄉遠野（岩手縣遠野市），蒐集伊能的著作文獻，成立「伊能文庫」算起，也有90年。過去伊能一直視被視為人類學家，但是這次《臺灣文化志‧全新審訂版》出版則是以歷史學家的角度被再認識，或是「再發現」。
《臺灣文化志》中譯本最早是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於1985年出版第一次譯本，後2011年修訂版，2017年的《臺灣文化志‧全新審訂版》，由陳偉智審訂，是在前人翻譯的基礎上，還原當時的用語，以符合原來伊能所要展現的概念。
提到伊能嘉矩再發現，表示之前有被發現過，那是因為1925（大正14）年伊能過世之後，他的著作才被陸續發現，像是移川子之藏的蒐集。1974年吳密察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內發現一批伊能的手稿，是用毛筆字寫的，令人興奮，但是要能看懂內容，才是真正的興奮。經過30多年整理，再把伊能的著作匯集在一起。1998年臺大圖書館新館落成，展出的物件就包含伊能關於平埔族的紀錄。
與《臺灣文化志》同時間出版的，有大家耳熟能祥的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（臺北：臺灣通史社，大正9年[1920]）（註）。二者差異在於，《臺灣通史》基本上是中國傳統史學，國有史，地方有志的思想延續。而且在連雅堂的著作中看不到平埔族的敘述。但是，伊能則是明治維新以來，接受西方近代教育、近代歷史學訓練的人。清代文獻中幾乎看不到有平埔族的記載，但是，伊能卻留下許多紀錄，1980年代大家對於平埔族重新認識，很多來自《臺灣文化志》。即使今天臺灣史從史前考古到荷西、明鄭、清領的架構，源頭亦是來自《臺灣文化志》。吳密察回憶，1999年當他受邀至牛津大學講座有關臺灣原住民的歷史，他借助的就是《臺灣文化志》「番政沿革篇」。對他那一輩想研究臺灣歷史的人來說，都有很大的遺憾，找不當適當的基礎書。《臺灣文化志》則是有系統地介紹臺灣，是值得挑戰，而且是至少有60分起跳的水準。
陳偉志說，伊能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貢獻，主要是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，導入近代歷史學的訓練，當時西方流行的是Leopold von Ranke（1795-1886）實證史學，強調科學的歷史，日本聘請到Ranke的學生Ludwig Riess（1861-1928），培養許多史學專業人才。Ranke史學重視史料證據，但同時也對史料進行批判。他們會把歷史放在整個世界史的架構下，來看國家歷史或地方史，這也是為什麼伊能的《臺灣文化志》還會探討到臺灣的國際關係。還有族群的互動，所產生的歷史變遷，瞭解史發展的階段性。等於《臺灣文化志》就是進入臺灣那個時代的入門書，讓我們成為不在場的參與者。
吳密察表示，伊能受到Ranke史學的影響，勤於蒐集原始材料，保留當時不少紀錄，他不會臺灣人的語言，但是他訪談耆老時，多用筆談，甚至把當年清朝編修未完的《臺灣通志》，大量抄寫下來，而為「修志始末篇」。至於，為何他對族群問題會如此敏感，除了人類學的訓練，還有就是他出身背景，是在日本的東北，自古以來被大和民族視為蠻夷、蝦夷。明治維新之後，政府的要員多為原先西南各藩的人士，更視他們為「朝敵」。讓他們有種屈辱感、疏遠感。或許也是因為這樣，伊能到臺灣來，對於原住民或平埔族的境遇特別有感。這也讓我們要反省，當《臺灣通史》說著我們的祖先「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」時，卻是原住民或平埔族的「顛沛流離」。今天再讀伊能的《臺灣文化志》，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著作具有時代的進步性、敏感性，當然也有他的侷限性。做為今天的讀者，我們也期許自己要再超越，這不僅是歷史學家的責任，也是大家的責任。
有讀者問到，伊能在臺灣的踏查、研究的成果，是否也反饋回日本影響日本文化界、學術界？也有人問伊能究竟是天縱英才，為何能橫空出世？不過，吳密察的回答是，要讓大家失望，伊能對日本並沒有影響。要說有關連，反而是柳田國男（1875-1962）這位日本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民俗學家，他的著作《遠野物語》內容被列到日本國語教科書，遠野正是伊能的故鄉，而且柳田也曾經與伊能晤談過，是否有受伊能影響？而伊能是橫空出世嗎？其實也不盡然，在當時這樣的「明治人」比比皆是。相較於現代日本人謹小慎微，明治人可是勇往直前。在那個時代，對於外面世界的好奇心，以及新鮮知識的渴望，都急切地想要開拓探索，不只到臺灣、還有到南洋、其他地方。所以，伊能並非特例。
後記
因為剛好自己是臺南人，安平古堡、赤崁樓、孔子廟、洋行、臺南州廳的古蹟，荷蘭、鄭成功的故事，構築我對臺灣史的理解，但是，真正對臺灣史的認知，主要來是來自林衡道先生在電視上介紹臺灣的古蹟或是鄉土傳說。也認為僅止於此而已，沒有像是中國史或中國文化那麼國學深厚，博大精深，還有完整的世代體系，理論架構。但隨著解嚴之後，研究臺灣史風氣日益興盛，才發現這座島嶼，有著豐富的歷史值得探索。
連雅堂「臺灣通史序」是臺灣人從小必讀的國語教科書文章，常被人提及的是他父親給他一部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，告訴他「汝為臺灣人，不可不知臺灣事」，這句話讓人感動。記得在臺南市立圖書館旁，有豎立一座雕像，學生時代經過，大家都直覺說那是國父立像，後來才發現，是連雅堂塑像，就覺得我們臺南很不一樣，沒有到處都是國父、蔣公像。後來唸歷史系，儘管有教臺灣史，但仍偏民俗文化、宗廟古蹟，或部分明清歷史。可是讓我好奇的是，卻很少老師提及要好好讀《臺灣通史》。我還記得我讀過鄭成功致荷蘭總督揆一的信，裏頭充滿理性誠意、勸說之詞，尤其是其中有句話「然臺灣者，中國之土地也，久為貴國所踞。今餘既來索，則地當歸我，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」，一方面覺得鄭成功真是個具有國際觀的仁義之師，也想說鄭成功那時候也都認為臺灣屬於中國的；一方面卻好奇，鄭成功的時代離連雅堂少說有300多年，連雅堂是根據甚麼文獻有這樣雙方往來的詳實紀錄。因為讀過中國史都知道，司馬遷能寫《史記》，是因為他出身史官世家，擔任太史，管理政府檔案，所以撰述是有根據，再加上他親身遊歷實證而寫成。但是，卻沒聽說連雅堂是根據哪裡的檔案或文獻資料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許多內容是他杜撰的，也與史實不合，有些大失所望。最近聽說他的序從教科書中刪除，引起爭議，但是，若從專業的史學角度，或是教育的目的，儘管有壯闊的情操，但是卻沒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態度，實在很難把它列為教科書的文章。若是從多元族群的觀點來看，很多學者也說《臺灣通史》基本上還是漢族史觀的論述，從「臺灣通史序」來看，一開頭就是「臺灣固無史也。荷人啟之，鄭氏作之，清代營之」，沒有原住民，序中唯一出現有關原住民的是「開山撫番」。其實，「臺灣通史序」下架，對連雅堂也好，因為至少他不會變成負面教材，一直讓人反覆討論到他在《臺灣通史》中的「偽作」。
相形之下，伊能嘉矩的《臺灣文化志》就比較像是一本厚實的學術著作，原書為上中下3卷，約1,500頁，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://dl.ndl.go.jp/有數位化全書。我也有一套這次出版的《臺灣文化志》審訂版，儘管內容尚未看，但光是粗略翻閱，就不禁佩服一個日本人，對於臺灣歷史的記錄、研究、撰寫，涵蓋內容的廣度，以及探討問題深度，開創近代臺灣史的敘事架構。比之為臺灣司馬遷，成一家之言，恐怕也不為過吧！不過，我倒是讀到，福田德三〈臺灣文化志に序す〉，寫道「朝鮮（韓國）及臺灣之領有，究竟是否為著日本，我不能率爾回答此問題。唯對有志研究學問的人，因為已歸我版圖之故，我等對臺灣或朝鮮有研究之義務，且深感勝過任何一國之人。對臺灣之施政是否符合正義，我亦無法判斷，然而對與領臺同時，由後藤氏[按：後藤新平]之倡議所設置之臺灣舊慣調查會，在我國數百種以上之調查會中，為最忠實完成其使命者，不容稍有置疑之想。...我人縱使未獲有臺灣，統治南洋諸島，租借關東州，合併朝鮮，但在東洋中之最進步國家，對世界之學界，亦不得不率先將此等地方之研究加以精進。何況已領有而統治之。現今，我對英國學者研究印度之事蹟，已有不必再絮說之感。何故？因其乃為人們所周知之事實使然也」。感覺上，福田對於日本領有這些地方，心裡頭有些疑問，或許也是對於國家擴張的一種省思。但是，在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氛圍下，對於這些新領有或其他亞洲各國各民族的研究，抱持著一種積極的態度。反觀我們漢人來到臺灣，長久以來黨國教育，這塊土地我們好像理所當然就是中國的領土，似乎忘記，其實我們反而比較像是英國的移民到美洲一樣，甚至或許是最初因為荷蘭人需要漢人的勞力，積極招募來臺灣，如同清末許多人到美國去修建鐵路一樣，後來留下來。隨著鄭成功到來，我們「順理成章」就認為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。而原先在這裡居住的原住民，包含平埔族，就這樣在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一樣。我想，伊能作為一個「外國人」（當然在那時，他是本國人）來看臺灣，反而更能看清楚臺灣在世界史脈絡中的變化，而不是我們中國史觀的臺灣史，好像從古籍揣測的記載到宋元明清，然後就跳到「光復」後的中華民國。沒有荷蘭、西班牙、美國，甚至日本，更沒有長久居住此的原住民。如果想要超越伊能的《臺灣文化志》，就不能夠忽略臺灣在世界史脈絡中的發展，島嶼上多元存在的各個族群互動事實。看來，真的應該讀讀伊能《臺灣文化志》，追尋他記錄我們的過去，讓我們知道現在之所由，從而挑戰開創屬於我們的未來。
註：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出版時，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「溫故知新」、田建治野「明山絕業」、臺灣銀行頭取（按：總裁）中川白雲「文獻可徵」題字。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、臺南新報主筆西崎順太郎、臺灣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秀真、臺中林南強寫序。而伊能嘉矩《臺灣文化志》過世後才出版，有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福田德三、民俗學家、慶應義塾大學講師柳田國男寫序，門生版澤武雄寫傳。
去年（2017）是伊能嘉矩（1867-1925）150年冥誕，而就《臺灣文化志》（東京：刀江書院，昭和3年[1928]）而言，今年是出版120周年。如果再從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，創立「土俗人種學講座」的移川子之藏（1884-1947）遠赴伊能的故鄉遠野（岩手縣遠野市），蒐集伊能的著作文獻，成立「伊能文庫」算起，也有90年。過去伊能一直視被視為人類學家，但是這次《臺灣文化志‧全新審訂版》出版則是以歷史學家的角度被再認識，或是「再發現」。
《臺灣文化志》中譯本最早是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於1985年出版第一次譯本，後2011年修訂版，2017年的《臺灣文化志‧全新審訂版》，由陳偉智審訂，是在前人翻譯的基礎上，還原當時的用語，以符合原來伊能所要展現的概念。
提到伊能嘉矩再發現，表示之前有被發現過，那是因為1925（大正14）年伊能過世之後，他的著作才被陸續發現，像是移川子之藏的蒐集。1974年吳密察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內發現一批伊能的手稿，是用毛筆字寫的，令人興奮，但是要能看懂內容，才是真正的興奮。經過30多年整理，再把伊能的著作匯集在一起。1998年臺大圖書館新館落成，展出的物件就包含伊能關於平埔族的紀錄。
與《臺灣文化志》同時間出版的，有大家耳熟能祥的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（臺北：臺灣通史社，大正9年[1920]）（註）。二者差異在於，《臺灣通史》基本上是中國傳統史學，國有史，地方有志的思想延續。而且在連雅堂的著作中看不到平埔族的敘述。但是，伊能則是明治維新以來，接受西方近代教育、近代歷史學訓練的人。清代文獻中幾乎看不到有平埔族的記載，但是，伊能卻留下許多紀錄，1980年代大家對於平埔族重新認識，很多來自《臺灣文化志》。即使今天臺灣史從史前考古到荷西、明鄭、清領的架構，源頭亦是來自《臺灣文化志》。吳密察回憶，1999年當他受邀至牛津大學講座有關臺灣原住民的歷史，他借助的就是《臺灣文化志》「番政沿革篇」。對他那一輩想研究臺灣歷史的人來說，都有很大的遺憾，找不當適當的基礎書。《臺灣文化志》則是有系統地介紹臺灣，是值得挑戰，而且是至少有60分起跳的水準。
陳偉志說，伊能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貢獻，主要是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，導入近代歷史學的訓練，當時西方流行的是Leopold von Ranke（1795-1886）實證史學，強調科學的歷史，日本聘請到Ranke的學生Ludwig Riess（1861-1928），培養許多史學專業人才。Ranke史學重視史料證據，但同時也對史料進行批判。他們會把歷史放在整個世界史的架構下，來看國家歷史或地方史，這也是為什麼伊能的《臺灣文化志》還會探討到臺灣的國際關係。還有族群的互動，所產生的歷史變遷，瞭解史發展的階段性。等於《臺灣文化志》就是進入臺灣那個時代的入門書，讓我們成為不在場的參與者。
吳密察表示，伊能受到Ranke史學的影響，勤於蒐集原始材料，保留當時不少紀錄，他不會臺灣人的語言，但是他訪談耆老時，多用筆談，甚至把當年清朝編修未完的《臺灣通志》，大量抄寫下來，而為「修志始末篇」。至於，為何他對族群問題會如此敏感，除了人類學的訓練，還有就是他出身背景，是在日本的東北，自古以來被大和民族視為蠻夷、蝦夷。明治維新之後，政府的要員多為原先西南各藩的人士，更視他們為「朝敵」。讓他們有種屈辱感、疏遠感。或許也是因為這樣，伊能到臺灣來，對於原住民或平埔族的境遇特別有感。這也讓我們要反省，當《臺灣通史》說著我們的祖先「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」時，卻是原住民或平埔族的「顛沛流離」。今天再讀伊能的《臺灣文化志》，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著作具有時代的進步性、敏感性，當然也有他的侷限性。做為今天的讀者，我們也期許自己要再超越，這不僅是歷史學家的責任，也是大家的責任。
有讀者問到，伊能在臺灣的踏查、研究的成果，是否也反饋回日本影響日本文化界、學術界？也有人問伊能究竟是天縱英才，為何能橫空出世？不過，吳密察的回答是，要讓大家失望，伊能對日本並沒有影響。要說有關連，反而是柳田國男（1875-1962）這位日本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民俗學家，他的著作《遠野物語》內容被列到日本國語教科書，遠野正是伊能的故鄉，而且柳田也曾經與伊能晤談過，是否有受伊能影響？而伊能是橫空出世嗎？其實也不盡然，在當時這樣的「明治人」比比皆是。相較於現代日本人謹小慎微，明治人可是勇往直前。在那個時代，對於外面世界的好奇心，以及新鮮知識的渴望，都急切地想要開拓探索，不只到臺灣、還有到南洋、其他地方。所以，伊能並非特例。
後記
因為剛好自己是臺南人，安平古堡、赤崁樓、孔子廟、洋行、臺南州廳的古蹟，荷蘭、鄭成功的故事，構築我對臺灣史的理解，但是，真正對臺灣史的認知，主要來是來自林衡道先生在電視上介紹臺灣的古蹟或是鄉土傳說。也認為僅止於此而已，沒有像是中國史或中國文化那麼國學深厚，博大精深，還有完整的世代體系，理論架構。但隨著解嚴之後，研究臺灣史風氣日益興盛，才發現這座島嶼，有著豐富的歷史值得探索。
連雅堂「臺灣通史序」是臺灣人從小必讀的國語教科書文章，常被人提及的是他父親給他一部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，告訴他「汝為臺灣人，不可不知臺灣事」，這句話讓人感動。記得在臺南市立圖書館旁，有豎立一座雕像，學生時代經過，大家都直覺說那是國父立像，後來才發現，是連雅堂塑像，就覺得我們臺南很不一樣，沒有到處都是國父、蔣公像。後來唸歷史系，儘管有教臺灣史，但仍偏民俗文化、宗廟古蹟，或部分明清歷史。可是讓我好奇的是，卻很少老師提及要好好讀《臺灣通史》。我還記得我讀過鄭成功致荷蘭總督揆一的信，裏頭充滿理性誠意、勸說之詞，尤其是其中有句話「然臺灣者，中國之土地也，久為貴國所踞。今餘既來索，則地當歸我，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」，一方面覺得鄭成功真是個具有國際觀的仁義之師，也想說鄭成功那時候也都認為臺灣屬於中國的；一方面卻好奇，鄭成功的時代離連雅堂少說有300多年，連雅堂是根據甚麼文獻有這樣雙方往來的詳實紀錄。因為讀過中國史都知道，司馬遷能寫《史記》，是因為他出身史官世家，擔任太史，管理政府檔案，所以撰述是有根據，再加上他親身遊歷實證而寫成。但是，卻沒聽說連雅堂是根據哪裡的檔案或文獻資料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許多內容是他杜撰的，也與史實不合，有些大失所望。最近聽說他的序從教科書中刪除，引起爭議，但是，若從專業的史學角度，或是教育的目的，儘管有壯闊的情操，但是卻沒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態度，實在很難把它列為教科書的文章。若是從多元族群的觀點來看，很多學者也說《臺灣通史》基本上還是漢族史觀的論述，從「臺灣通史序」來看，一開頭就是「臺灣固無史也。荷人啟之，鄭氏作之，清代營之」，沒有原住民，序中唯一出現有關原住民的是「開山撫番」。其實，「臺灣通史序」下架，對連雅堂也好，因為至少他不會變成負面教材，一直讓人反覆討論到他在《臺灣通史》中的「偽作」。
相形之下，伊能嘉矩的《臺灣文化志》就比較像是一本厚實的學術著作，原書為上中下3卷，約1,500頁，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://dl.ndl.go.jp/有數位化全書。我也有一套這次出版的《臺灣文化志》審訂版，儘管內容尚未看，但光是粗略翻閱，就不禁佩服一個日本人，對於臺灣歷史的記錄、研究、撰寫，涵蓋內容的廣度，以及探討問題深度，開創近代臺灣史的敘事架構。比之為臺灣司馬遷，成一家之言，恐怕也不為過吧！不過，我倒是讀到，福田德三〈臺灣文化志に序す〉，寫道「朝鮮（韓國）及臺灣之領有，究竟是否為著日本，我不能率爾回答此問題。唯對有志研究學問的人，因為已歸我版圖之故，我等對臺灣或朝鮮有研究之義務，且深感勝過任何一國之人。對臺灣之施政是否符合正義，我亦無法判斷，然而對與領臺同時，由後藤氏[按：後藤新平]之倡議所設置之臺灣舊慣調查會，在我國數百種以上之調查會中，為最忠實完成其使命者，不容稍有置疑之想。...我人縱使未獲有臺灣，統治南洋諸島，租借關東州，合併朝鮮，但在東洋中之最進步國家，對世界之學界，亦不得不率先將此等地方之研究加以精進。何況已領有而統治之。現今，我對英國學者研究印度之事蹟，已有不必再絮說之感。何故？因其乃為人們所周知之事實使然也」。感覺上，福田對於日本領有這些地方，心裡頭有些疑問，或許也是對於國家擴張的一種省思。但是，在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氛圍下，對於這些新領有或其他亞洲各國各民族的研究，抱持著一種積極的態度。反觀我們漢人來到臺灣，長久以來黨國教育，這塊土地我們好像理所當然就是中國的領土，似乎忘記，其實我們反而比較像是英國的移民到美洲一樣，甚至或許是最初因為荷蘭人需要漢人的勞力，積極招募來臺灣，如同清末許多人到美國去修建鐵路一樣，後來留下來。隨著鄭成功到來，我們「順理成章」就認為這塊土地是我們的。而原先在這裡居住的原住民，包含平埔族，就這樣在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一樣。我想，伊能作為一個「外國人」（當然在那時，他是本國人）來看臺灣，反而更能看清楚臺灣在世界史脈絡中的變化，而不是我們中國史觀的臺灣史，好像從古籍揣測的記載到宋元明清，然後就跳到「光復」後的中華民國。沒有荷蘭、西班牙、美國，甚至日本，更沒有長久居住此的原住民。如果想要超越伊能的《臺灣文化志》，就不能夠忽略臺灣在世界史脈絡中的發展，島嶼上多元存在的各個族群互動事實。看來，真的應該讀讀伊能《臺灣文化志》，追尋他記錄我們的過去，讓我們知道現在之所由，從而挑戰開創屬於我們的未來。
註：連雅堂《臺灣通史》出版時，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「溫故知新」、田建治野「明山絕業」、臺灣銀行頭取（按：總裁）中川白雲「文獻可徵」題字。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、臺南新報主筆西崎順太郎、臺灣日日新報主筆尾崎秀真、臺中林南強寫序。而伊能嘉矩《臺灣文化志》過世後才出版，有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福田德三、民俗學家、慶應義塾大學講師柳田國男寫序，門生版澤武雄寫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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